“在家憋不住”的返乡农民工

湖南农村调查札记一 作者：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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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刘忠军）注：这篇文章像照片一样反映了中国农村青年的生活状态，同时也“只缘身在此山中”将目光仅仅锁定在状态上，对原因的分析仅限于心态和人际关系，并没有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政策原因。中国农村的荒芜，不仅仅由于中央政府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历史原因和今天仍然继续的城市与农村两类公民的发展模式，今天对农村的政策也是以经济为主所导致的农村社会于文化生活极度贫乏。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农村是文化的荒漠，与10年前相比，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

从本人的经历来看，不光中国的年轻人，不管哪里的年轻人，或者任何年龄的人，能在中国农村生活下去是需要勇气的。只要中央政府继续农村歧视政策，将农民作为另类，仅仅从经济上解决农村问题，农村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农民也是人，农村也应该是可以生活的乐园，而不仅仅是城市剩余劳动力的避风港。

Cet interview montre bien l’état de la jeunesse de la campagne chinoise, bien que l’analyse reste modeste et peu constructive.  Si quelqu’un veut bien le traduire en français ?

2009年2月16日。虽是赶车往湖南农村展开调查，实际上调查从我离开校门就开始了。

按既定安排，我以为武昌到平江的车仍是上午9：30，因此，我8点就匆匆赶到鸿基客运站，无奈的是车次已经改为下午2：30，买好票后，心中甚是焦躁，回到学校吧，折腾一圈12点又得出来，呆在汽车站候车时间又实在太长。结果看到靠近厕所的地方有个吸烟区，那里人少，相对比较安静，于是过去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幸好在学校时打印了一叠陈柏峰和杨华的文章，一共四篇，陈的两篇关于自杀的文章，一篇关于土地的文章，杨一篇关于自杀的文章，原本打算驻村调查时抽空看的，刚好此时闲来无事，遂认真看起来，同时为了学习的同时还能消磨时间，就看得非常仔细，的地得都不会放过。收获很大，后写成《自杀学研究的学理传统及其进路》以表达我吸收的同时也表达不同的意见。

上午一直坐在那看文章，10点左右过来一姑娘，看上去像刚毕业的学生模样，拖着行李箱，想必不是放学回家就是去打工的。也就是我瞄的那一间隙，人家很热情的打招呼了，等我头扬起来时，人家又说搞错了，以为我是她同事，说长得很像。我微笑了下，她就坐在旁边，于是就闲谈起来，这成为我调查的第一个深度访谈的个案。

姑娘20岁，湖北钟祥人，家里在一个小镇上，长相对得住观众。小姑娘初中毕业后第五年也就是去年开始南下广东东莞打工，开始在一电子厂里干了三个月的流水线工作，觉得太机械，没意思。此后便更换了一个工作，到一玩具厂做文员。玩具厂有2000左右的工人，是一港资企业，她特地强调，香港的老板还不错，不抠门，她说日本的老板就很抠门，其次比较抠门的是台资企业，最抠门的就是我们国内的老板。当然，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她其实并不知道国内的老板之所以抠门是因为他们享受不到国外或境外企业所能够享受到的众多税收及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

小姑娘在玩具厂一个月的基本工资是1400元，此外加班费一月共约400元，每天加班2个小时，每个小时的加班费一般是6.5元。厂方包吃包住。她每月的开支在1000元至1200元左右，每月大概能盈余600元。其消费项目主要有：去歌厅唱歌，到旱冰场溜冰，每个月上两次网，跟厂子里的朋友出去吃吃喝喝，逛街，手机消费。消费项目里最常规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和朋友出去吃喝以及给家里、亲戚、朋友、同学发短信或打电话，她说用手机打电话或发短信对于她来说是一种娱乐方式，不然会在厂子里憋死，只有打电话和吃饭时人才能轻松点。

与女性不同的是，她说男性的开支更大一些，未婚青年男性每月1800元是余不了多少钱的，能余钱的男性就很难找到女朋友。相比于文员，那些玩具厂的普工大多每月只能拿到1400元。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她所在的玩具厂受到的冲击很大。特别是她们那些主要靠外销的企业，她所在的厂子虽然没有垮掉关闭，但因为订单少了，工作明显受到影响，最直观的感觉是现在不需要加班了，且有了双休日。工资也由原来的1800元每月缩水至1200元每月。

然而与工资缩水同行的是，她的消费支出并没有减少，每月的消费成为了一种习惯，各项开支好像省掉哪项都会令自己很不舒服，因而，从去年10月份起，她每月没有了余钱，工资刚够花销。

小姑娘觉得这样下去没意思，2009年元旦时，就盘算回来后能干点什么，她想回来学驾驶，因此就辞掉了工作。我问她为什么不请假，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开春后还可能去的机会。她说她也想过，但总觉得请假不好，因为请假影响她在家玩，她说只要请假了就会玩得很不愉快，因为每天都会想着马上又要开工上班了，辞工了则打算不再出去了，这样自己可以自由安排，在家玩得实在。

2009年元旦回来后，原本打算学驾驶的她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后又打算学电脑，但一时半会又学不好，遂放弃了打算。她说：“带点技术的活不是想学就能一下学好的”。因此，她安排自己先好好玩一阵子再说。刚开始回来的几天家里把她“伺候”得挺好，但过了几天就不行了，“窝在家里实在没意思”，“除了父母就找不到第三个人说话”，“憋死了”，所以“就到镇上的网吧上网”，上了一个星期的网后，又觉得很无聊，“总是聊天，玩游戏，一两天还可以，时间一长就没意思”，“回家干活吧一来是干不了，二来是不想干，三来是自己想干父母还不让干（因为刚回嘛）”。

到2月10号时，小姑娘说“实在憋不住了”，“闷死了”，“太无聊了”，因此又开始盘算出去。她说“习惯了在外面的生活”，“在家想玩都找不到人来玩，同年龄的都在外面，回来过年的初六左右就又都出去了”。“一个人在家真没味”。所以她就托熟人问自己的厂子还要人不，老板说她愿意去的话可以去上班。所以，2月16日，我正碰上她南下东莞去打工。她说她本来很讨厌坐汽车，因为上厕所很麻烦，但又买不到这几天南下的火车票。我说你可以买晚一点的火车票啊，她说她也这么想过，但是一想到还要在家呆几天就“实在受不了”，“一天都不想呆了”，所以只要能买到票，即是那么讨厌坐汽车也只好将就了。

我问她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她说“没有”，“打算不好”，我说那你准备打工打到什么时候，她说“不知道，能打到什么时候就打到什么时候吧”，“至于未来，等自己不打工了再考虑吧”，“现在的任务就是先过好现在”，“过一天算一天，只要手头有钱花就行”。她强调说她们都知道“不可能一辈子打工，但是不打工又能干什么呢？”，“打工就是自己的生活”， “回家种地吧，一方面家里的地还不够父母两个人种，另一方面女孩子种地好像也不好，实在不知道该干什么”，“以后不打工了再考虑该干点什么吧”。

整个访谈中，我听得最多的就是说在家没意思，“憋死了”，“没意思”，“憋不住了”是她最常表达的词汇。也就是说，返乡回来后，她们这一批人最大的不适应就是觉得农村生活没有意思。然而，对于打工他们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们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他们不可能一辈子打工。换句话说，打工不是他们人生的归宿，而是他们生命历程中暂时的一种选择。然而，当他们一旦进入这一生命历程后，这种暂时的选择中的暂时未免也太长了，长到他们不知道究竟长到什么时候为止。

回来憋不住和没意思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不可能像真正的城市人那样生活，但他们毕竟生活得与呆在农村的农民有所不同，一定程度上这是他们区分他们与在村农民的标志。另一方面，整个打工大潮使得农村严重空心化、空壳化，留在农村的是老弱病残孕幼，农村中的生活主体几乎全部进城了，这在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中特别明显，整个这一代人其生活轨迹都在城市，因此，回到农村后他们缺失一个可以交流的圈子，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动物的人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不断互动的，从而实现生活的意义。这一代人与上一代人有非常严重的代沟，他们无法正常地与他们的上一辈进行交流，因此，他们实现他们生活的意义的圈子和世界并不能够在他们的上一代那里得以实现，他们需要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中体现，然而现实并不具备这一条件。也因此，返乡的这一部分农民工在过年的那一段时间里也许还能基本适应，因为此时的同龄人都回家了，他们可以在这一临时的圈子中找寻他们生活的意义，然而，当大部分人陆续返城后，他们的不适便开始剧烈地表现出来。以致他们最终在农村憋不住了，只好又一次出来寻找和实践他们的人生旅程。

出去没有出路在于，一方面，他们的工资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消费，更加无法支撑他们节省盈余以为将来所用。在有限收入与高额消费的前提下，他们更加对未来没有期待，也无法期待，因此，他们不可能理性地为他们的将来做一番考虑。现实逼迫他们只能打算过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持续到什么时候？人的一生中是有许多任务需要完成的，而这些任务需要人们积累一定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当这一代人普遍盛行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后，他们对自己的将来在迷茫中逐渐糟蹋，比如说，他们认为这么年轻结婚很不好，因为还没有在外面玩够，但当他们玩够时，再回到农村等待他们的不是众多婚姻对象，而可能是打光棍的可能。现在因为年轻他们也许可以有玩得起的理由和本钱，然而，当他们三十岁以后呢？

性别的差异也许是一个可以值得重视的问题。对于男性青年来说，他们更可能忠实地履行“只要手头有钱花就行，哪能考虑明天”的理念，因为现实告诉他们，余钱的结果也许会是找不到女朋友，然而找到女朋友的结果也许就是没有余钱，没有余钱最终又会导致他们失去女朋友。不过，男性青年回乡后毕竟可以干些农活，只要生活将他们逼上了那条路，任何农活他们还是可以勉强适应的，“种地毕竟不是高科技”。但女性青年的适应性可能会更差，正如小姑娘所说的，即使她愿意种地，除地不够种和父母不允许种外，现在的社会文化氛围似乎也没有为她们营造一种可以种田的合法性，毕竟，二十岁的小姑娘挑着一担粪桶游走于乡间小道上是需要勇气的。